三个女人的创业故事：功成名就之后创办民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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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失败教训
三个女人的创业故事：功成名就之后创办民企
每个人内心都渴求自我实现。
但每个人也害怕失败，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心怀恐惧。很多人，更期待熊掌与鱼兼得，既无风险之虑，又能实现梦想。
于是，很多人只是成了梦想家。
唯有学会了选择放弃，转身而行的人，成了众人仰慕的对象。王利芬、王佳芬、龙丹妮，都是这样的人。
这些转身而行者，并非心血来潮，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会主义。
这些人，本来就是传统体制培养的精英，也是传统体制活力的代表。在传统允许的空间里，他们寻找到了自我实现与体制的契合点，通过不断尝试，不断抉择，不断努力，不断突破，打开了一番新天地，使所从事的事业，保有了新鲜的活力。
沿时间向度往回追溯，会发现，清末民初那些开创近代事业根基的传统精英，与当下这些转身而行者，何其类似！在中国，夹缝中成就事业的复杂性，并非市场经济的学理逻辑和常识所能解释。常识告诉我们，个人理想必须置于体制和组织的目标和运行要求之下。但当个人判断与组织目标无法咬合时，要么体制作出调整，释放出允许个人创新的新空间，要么个人服从组织目标，适应体制要求。
传统组织的调整难度显然更大。那些习惯于创新的人，内在张力总要释放，于是有人选择了转身离开。
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做法，只不过，这一次跨度有些大，他们放弃了人人羡慕的名望功利，和可以仰赖的掌握诸多资源的组织，去一个更阔大的湖海，投射自己的影子，宁愿置身于不确定的伟大的风暴中。
值得么？物质主义和机会主义盛行的时代，很多人疑惑他们的选择。
一边是既定的可以确知的未来，一边是充满想象力的不确定的未来，对于那些内心充满创业冲动的人来说，后者显然更有吸引力。
好在，市场并不分体制内外。这一过程中，他们失去了可以抵御风暴的体制庇护所，但心灵和事业，却得到了全新的释放，自由选择和创造，从此成为可能。
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人们自由施展的舞台。这也是30余年前开始的伟大变革的逻辑结果，变化的种子一旦播下，改变只是时间问题。
与前辈创业者不一样的是，他们在体制内的努力，本身也在适应市场变化，经历了市场洗礼。他们既熟谙传统的游戏规则和语言，也了解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现在，他们已经超越寻租，依托市场要素来赢得未来。这也赋予了这个时代创业新的特质。
精英的流失，显然是传统组织之伤。为什么培养这些精英、并且拥有资源优势的传统组织，最终却无法通过自身调整留住他们？这是另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
关于新创业者的未来，我们尚不得而知。但他们创业过程所呈现的勇气和智慧，他们的挣扎与纠结，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读到了自身内心的冲动与彷徨，可能还有怯懦。
“世事有潮有汐，乘潮而进，佳运可期。”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中写到。
一旦成潮，自是国家之幸社会之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个女人的面孔。这纯属巧合。他们的故事，无关性别，无关年龄，无关职业，甚至无关未来的成败，他们只与一个词相关——创业。
王利芬，撕下了央视的标签，去创建优米网，她说，“我不光是一个孤儿，现在应该是一个乞丐”；
王佳芬，光明乳业的老掌门，离开传统的国企，进入全新的风险投资领域，她说，“我就是不喜欢做常规的事”；
龙丹妮，湖南卫视曾经的“快女教母”，如今转身与陈天桥的盛大合作，她说，“挑战是人生乐趣所在”。
与以往的创业者不同，他们更应当称为突围者。
他们曾经是成功的突围者，那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市场化尝试，体制给予了他们丰厚的平台资源，也给了他们足够的荣耀。
而今，三位主人公开始走上二次突围之路。这次，他们将自身置于体制之外，扔掉曾经的保护伞，抛却历史的光环，他们的希冀是，挣脱缠在身上的无形约束，收获更为自由的创业空间。哪怕去做孤儿，也要做自由的孤儿。
这需要勇气。这样的勇气正推动着中国进入新的创业时代。正像那束蒲公英，种子脱离了母体，但在更广阔的远方，他们播下的是希望和成长的力量。
那些突围的人，突围的路
很多人会嘲笑他们，在功成名就之时却愚蠢地选择离开曾经的光环。
更多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勇气。这样的勇气正推动着中国进入新的创业时代。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综合报道
当王利芬把身上“央视”的标签撕下时，她早就做好了与这个曾成就她无数荣耀的平台说再见；也许，她偶然会想起胡舒立，一个与她一样重新开始新征程的女强人。
很多人会嘲笑她们，在功成名就之时却愚蠢地选择离开曾经的光环。
更多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勇气。在他们背后，是千千万万贯穿时代的突围者。从柳传志、俞敏洪、史玉柱到后来的张朝阳、李彦宏、田溯宁，他们所处的环境背景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拥有着突围创业的卓绝勇气。
一代代的突围者像接力赛一样，传跑交替，或成功或失败。成就一片天地的同时，他们也建立了属于时代的新价值体系。
障碍被打通
创业的故事早在三十年前就已上演。原本被紧紧包裹的一部分人，在大门打开的一瞬，突然犹如开闸之水，奔流而下。
于是，有了包括农民、知青、劳改犯在内的小作坊式创业，他们为生存而战，返城青年宗庆后就是典型代表；再有高干子弟利用关系做“官倒”，靠钻双轨制的空子赚钱。
再后来，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终结了长期纠缠不休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之前围绕体制内外的经商行为也不再让人困惑。禁令开始被打破：《公司法》、《股份公司暂行条例》等一系列鼓励“下海”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弃政从商的风气在全中国蔚然壮观。据《中国工商时报》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这一年，陈东升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辞职，成立了嘉德拍卖行；时任山东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的朱新礼已经是新一届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他却辞职接管了一家濒临倒闭的水果罐头厂；国家体改委的冯仑则南下海南，和潘石屹搭档，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从事房地产的商人，很多年后，冯仑曾形容“那时是游侠的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
后来又去创建泰康人寿的陈东升，为这群人发明了一个概念：“92派”。“92派”使之前的生存型创业转变为机会型创业。
到1997年，非公有制经济已不再仅仅是“补充”，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导向明确，国有经济比重少一点，不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僵化的计划经济逐渐撤离市场，市场供求占据主导力量。这让更多人下定决心突围，已有超过八成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脱离了国有体制。
于是，又一个概念产生了：1997年被称作“民营企业的春天”。
很快，互联网就成为在这个季节里的热词。
当年6月，先是丁磊在广州创办了网易；次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回国的张朝阳从一家跨国企业辞职，用从美国拉来的22.5万美元风险投资，构建了搜狐；几乎同时，曾经在中关村被誉为软件天才的王志东在万泉河小学创办了新浪网。
到1999年的时候，“野蛮生长”已达到高潮：马云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沈南鹏创办携程网；马化腾开发出QQ；李国庆创建了当当网；陈天桥开始开发网络游戏。他们成了新时代的商业英雄。
财经作家凌志军评价：“与其说他们擅长创造，不如说他们勇于探索。这个被后人视为富有全新意义的体制，最初不过是一些不肯安分守己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产物。它的精髓是摆脱旧秩序的束缚，解放人的精神。”
2000年秋天，互联网的创业风潮也带动了海归回国。据美国移民局统计，当年由美国回流到中国的留学生达到15000人。美国《纽约时报》评价，这是“一个新的人才回流时代”。
创业的自由，让人们感到，似乎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就可以完成一个中国梦。
突围与挫折
就在1998年前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营资本风生水起时，国有企业却陷入困境。财政部的一份统计表明：1997－1998年，100家重点国企中，超过八成存在资产不实和虚报利润。
一场自上而下的国企改革开始了，具体做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体制内的精英们成为改革的排头兵。早在 1994年至1995年，他们已经完成国有企业经营模式的转换，这次，他们需要解决的是企业产权的重组和清晰化——但一切远比想象中困难。
大多突围率先在灰色地带发起。那些勇敢者，如足够幸运就被形容为先锋，进而得到政策认可；不幸则被定义为违规，甚至可能锒铛入狱。
三九胃泰的赵新先，科龙的潘宁，华晨的仰融，健力宝的李经纬，伊利的郑俊怀……那个时代的一批企业家，经历了风光无限，之后也遭遇了切肤之痛。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曾做如是评价：“他们身陷僵化的体制，肩负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在用毕生精力和智慧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纳入市场化轨道。他们是靠市场开拓崛起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尽管属于国家或者集团，但实则都是十分弱小，全凭他们的创新精神，披荆斩棘终成一时之翘楚，然后这些国有企业家面临着共同的困惑：体制，产权，决策监督，企业成就和个人利益，这些话题如一个庞大而难解的谜团困扰着这些当家人。”
幸运者如柳传志、张瑞敏，在这场企业产权变革中，他们所呈现出的强大隐忍力令人折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成就了今天的联想和海尔。张瑞敏说过，“不是因为有些事情难以做到，我们才失去了斗志，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斗志，那些事情才难以做到”。
到2004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格局已经初见端倪：消费、制造业等一批民营企业盘踞在产业下游，他们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领域中生存和发展，上游则是若干垄断型的国企。2004年一项统计表明：中石油、中石化、宝钢等7家国企几乎占据了中央企业利润的70%。
郭广昌、刘永好、李书福等人，这时候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分别投资钢铁、铝业、汽车，希图突进垄断的重工业领域。但有些人遭遇了惨败，典型如戴国芳，他的铁本撞上了国家的宏观调控铁墙。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说：“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然没有公开限制，但实际上进入条件颇多。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的现象又叫玻璃门，看似是敞开的，实际进不去，一进去就碰壁。”
新创业精神
这样的玻璃门，区分了民营与国企，也成为体制内外的分割线。门内门外风光不同，门内意味着稳定、地位与资源，门外则意味着风险、弱势与孤独。
不过，体制内的改革也在市场经济的整体推动下做得风生水起。一些不甘落寞的人，看到了机会，尝试着体制内的突围。
田溯宁，海归，曾成功创办亚信，1999年出任中国网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7年间，他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将一个国有的固话运营商转变为新型国际电信公司；
胡舒立，在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旗下，于1998年创办《财经》，十几年来将其成功运作为中国杂志市场中的佼佼者；
王佳芬，号称“乳业女王”，在她任职的十多年里，将传统国企光明乳业从一个“养牛场”发展为一家上市公司，并成为中国乳业市场的领军者之一；
王利芬，在央视这个国家电视台内部，尝试了多种创新，用市场经济的思维，创办了《对话》、《赢在中国》等精品栏目；
……
然而，这些突围依然在玻璃门之内。他们对此深有感受。于是，接下来的故事发生了：
田溯宁，在网通成功上市后，他出人意料地选择离开这家大国企，全心投入于创办宽带产业基金会；
胡舒立，在声名显赫时，毅然脱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离开《财经》并创办财新传媒；
王佳芬，做了多年的传统国企掌门人后，于2007年转型做了VC。
王利芬，去年11月离开了她多年依靠的央视平台，创办新型的优米网，她说，“创业者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我说的是阳光创业者，不去靠政府关系，不靠贿赂，靠市场力量的伟大，白手起家。”
白手起家，是一种突围的勇气。
这样的勇气正推动着中国进入新的创业时代。一如《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言：“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只不过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方式呈现。”
“孤儿”王利芬
突围者的身份，存在于王利芬迄今为止的每一次人生重大选择中，不管是基于内心的呼唤，还是源于摆脱外在的羁绊。现在，她终于成了自由的创业者。
一位朋友告诫她，“你一定要把自己看做一个孤儿”。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王利芬把手中正在吃着的饼干放下，指着面前苹果电脑的屏幕，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你看，这是最新的批评，这就是你问题的答案。”
她面对的问题是：从央视辞职到创办优米网至今，最不能接受的质疑是什么？
答案是她微博上的一条最新留言。王利芬对着屏幕，念出声来：如果你的优米网与央视无关，你微博的标签中最好别注明什么央视前主持人、央视前制片人。
“好，现在就删。”王利芬开始噼里啪啦地打起字来。半分钟过后，“中央台”三个字被删掉。她把刚才放下的饼干拿起来，咬了一口。
“太饿了。”她抱歉地笑了笑。她面前的桌子上，已经有两个空了的饼干盒。
那天是周日，从上午十一点半到晚上六点半，王利芬连续接受了八家媒体的采访。自从优米网创办以来，王利芬坦言，“每分每秒真的都在算计”，“有时候身体已经是十二分的透支”。
她原本可以过得很舒服。
作为央视着名栏目的记者，作为点燃了无数人创业热情的《赢在中国》的策划人与制片人，作为央视仅有的制片人与主持人兼于一身的几人之一，王利芬原本可以作为一个成功者，继续享用央视的巨大优势，在平台的光环下享受尊敬与艳羡。
可她不。
人到中年的王利芬，选择的是从央视辞职，诀别旧轨道，自己创业，创办定位为“服务国家和知识群体的网络电视平台”优米网。
一位王利芬很敬重的朋友说，她的选择让她成为了一个“孤儿”，而王利芬本人，则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乞丐”。
从江城到燕园
对于为何做出这个选择，王利芬谈起了自己的好友胡舒立——另一位在2009年末着名的“出走者”的选择：
“你看，舒立原来想做一个好记者，结果没有一个好编辑，然后她自己做了一个编辑，没有一个好主编，她自己又做了一个主编，没有一个好总编辑的时候，她自己又做了一个总编辑，然后有了一个老板，她觉得这个老板不行，她一定自己做老板的。”
“我早就知道她会这样，两年前我就说过了，”王利芬冲着《中国周刊》记者笑了起来，“当时她的领导还不信，说给了一些期权给舒立。但舒立是一个一定要自己做平台的人，一个不能受制于其他人的人。”
其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她自己。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王利芬，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爸爸经常读给她听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家里有一台小黑白电视机，王利芬从上面接触了很多新鲜的事物，例如喜多郎的音乐。
正基于此，王利芬喜欢上了文学和音乐。十六七岁时，王利芬给自己立下了目标：去北大，读中文。
结果，1982年夏天的高考过后，两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她去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教系。也就是从这时起，王利芬开始通过努力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因为当时不能转系，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王利芬就开始自学中文。另外，王利芬还担任了学院文工团副团长，给同年级100多名同学开了一门课，课程名字是“怎样识简谱”。
入学第二年，王利芬随大学生夏令营来到北京。当看到梦想中的北京大学的模样时，王利芬首先看到的不是未名湖，不是博雅塔，而是阳光下摇曳的银杏树。在王利芬看来，她上北大的梦想太像眼前的银杏叶，熠熠闪光。
27年之后，王利芬在优米网《芬享时刻》第一期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棵银杏树》中，动情地回忆：“当我站在这样一个可以触摸的梦想面前时，我意识到，自己只是这里的一个访客，一种说不出的委屈，竟然让我泪流满面。”
大学四年过后，王利芬与中文系的同学一起参加本校当代文学批评专业的研究生考试。结果，王利芬考了第一。
这样的成绩让同学们吃惊，但是后来他们就不吃惊了。同学去学校图书馆，发现很多文艺期刊与中文系必读杂志的借阅书签上，都写着一个名字——王利芬。
“我永远在主宰我人生的命运的选择，即便我的命运被别人主宰过，我也要把它扳回来，重新主宰。”这贯穿了王利芬今后的全部人生。
王利芬将她的专业扳了过来。接下来，她扳的是学校。
研究生毕业之后，王利芬去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两年。1991年，王利芬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这一次，置身燕园银杏树旁的王利芬不再只是一个访客，三年的读书时光，王利芬无数次流连在它们的身旁。
博士毕业的王利芬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去研究所，要么去电视台。她把简历投给了中央电视台，在两千多份简历中，王利芬成为被选中的26人之一。她也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个女博士。
王利芬去的第一个栏目是《东方时空》，然后是《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在这三个央视着名的新闻栏目中，王利芬做了五年的调查记者。
“哪个地方最有活力、对电视要求最严，我就到那个地方去了。”她说。
来到央视五年之后，王利芬有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给台长的三个电话
央视二套经济频道，是身在一套的王利芬想去的地方。为此，2000年，她打了第一个给台长的电话，打给时任台长赵化勇。
王利芬如此描述当年的时代大背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经济改革是国家的主题，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民众迫切想要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机制。
王利芬认为，“你不懂经济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当时的中央二套正在进行频道改版，《对话》是伴随改版推出的栏目之一，已经通过了中央电视台和广电总局的审批，唯一缺的就是一个制片人。
王利芬想要成为这个制片人。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如果走正常的调动程序，央视新闻中心对于她这个“劳动能手” 是“很不放人的”。王利芬作为出镜记者兼编导，曾经一年做了11期、每期时长45分钟的《新闻调查》，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超过，因为央视导演一年平均能做的只有四五个。
王利芬决定直接给台长赵化勇打电话。
“您好，赵台长，我叫王—利—芬，”王利芬几乎一字一顿，“我只需要您五分钟，和您谈一下，您看行不行？”
王利芬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赵化勇的回答让她觉得有戏，“你叫王利芬啊，你做过很多不错的节目，我看过，你来吧。”
到了台长办公室，结果让王利芬“一下子傻了”。在听她说明来意后，赵化勇一口答应，“去吧，挺好的，人才就要流动啊。”
就这样，王利芬成为了《对话》栏目的制片人。她接手时，整个栏目组只有一部电话，一个分机，四个人，两个主编，两个助导。只过了一年，王利芬就让《对话》成为了央视二套的王牌节目。
她的秘诀之一是为《对话》打造的“81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负责到人，环环相扣，无缝对接，甚至连嘉宾喝水的茶杯由谁负责都具体到专人。
2001年底，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台推广的4个典型经验中，其中之一就是《对话》的管理制度。
王利芬给赵化勇的第二个电话是在2004年。这次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我要出国。
强烈的出国愿望正是来源于三年的《对话》经历。“我做《对话》，大量的采访对象是海归，是世界500强，我发现，我不了解这一群人，海归我不了解，外国人我不了解。”王利芬说。
2004年9月，王利芬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访学。在美期间，她遍访了美国五大广播电视网，还采访了自己的偶像、美国着名节目主持人法拉奇。
美国之行，王利芬想要寻找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中国的电视水平与美国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第二，外国人对于中国是怎么看的，第三，自己所在的央视的行业水平与国外新闻媒体机构相比水平如何。
结果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会觉得很了不起啊，你只要是出去了，你再回头看，这样一个地方很普通、很平常，提升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就是在里面工作的人，觉得自己很牛的人，再来看他们，觉得挺可悲的，自己也可悲。”
至于具体的可悲之处，王利芬认为是“没有进行充分的竞争，职业化水准很低，管理手段也比较落后”。不过，她特别强调，“我说的是行业，不是中央电视台”。
但这不妨碍她在美国就动了
每个人内心都渴求自我实现。
但每个人也害怕失败，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心怀恐惧。很多人，更期待熊掌与鱼兼得，既无风险之虑，又能实现梦想。
于是，很多人只是成了梦想家。
唯有学会了选择放弃，转身而行的人，成了众人仰慕的对象。王利芬、王佳芬、龙丹妮，都是这样的人。
这些转身而行者，并非心血来潮，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机会主义。
这些人，本来就是传统体制培养的精英，也是传统体制活力的代表。在传统允许的空间里，他们寻找到了自我实现与体制的契合点，通过不断尝试，不断抉择，不断努力，不断突破，打开了一番新天地，使所从事的事业，保有了新鲜的活力。
沿时间向度往回追溯，会发现，清末民初那些开创近代事业根基的传统精英，与当下这些转身而行者，何其类似！在中国，夹缝中成就事业的复杂性，并非市场经济的学理逻辑和常识所能解释。常识告诉我们，个人理想必须置于体制和组织的目标和运行要求之下。但当个人判断与组织目标无法咬合时，要么体制作出调整，释放出允许个人创新的新空间，要么个人服从组织目标，适应体制要求。
传统组织的调整难度显然更大。那些习惯于创新的人，内在张力总要释放，于是有人选择了转身离开。
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做法，只不过，这一次跨度有些大，他们放弃了人人羡慕的名望功利，和可以仰赖的掌握诸多资源的组织，去一个更阔大的湖海，投射自己的影子，宁愿置身于不确定的伟大的风暴中。
值得么？物质主义和机会主义盛行的时代，很多人疑惑他们的选择。
一边是既定的可以确知的未来，一边是充满想象力的不确定的未来，对于那些内心充满创业冲动的人来说，后者显然更有吸引力。
好在，市场并不分体制内外。这一过程中，他们失去了可以抵御风暴的体制庇护所，但心灵和事业，却得到了全新的释放，自由选择和创造，从此成为可能。
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人们自由施展的舞台。这也是30余年前开始的伟大变革的逻辑结果，变化的种子一旦播下，改变只是时间问题。
与前辈创业者不一样的是，他们在体制内的努力，本身也在适应市场变化，经历了市场洗礼。他们既熟谙传统的游戏规则和语言，也了解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现在，他们已经超越寻租，依托市场要素来赢得未来。这也赋予了这个时代创业新的特质。
精英的流失，显然是传统组织之伤。为什么培养这些精英、并且拥有资源优势的传统组织，最终却无法通过自身调整留住他们？这是另一个值得检讨的问题。
关于新创业者的未来，我们尚不得而知。但他们创业过程所呈现的勇气和智慧，他们的挣扎与纠结，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读到了自身内心的冲动与彷徨，可能还有怯懦。
“世事有潮有汐，乘潮而进，佳运可期。”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中写到。
一旦成潮，自是国家之幸社会之幸。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三个女人的面孔。这纯属巧合。他们的故事，无关性别，无关年龄，无关职业，甚至无关未来的成败，他们只与一个词相关——创业。
王利芬，撕下了央视的标签，去创建优米网，她说，“我不光是一个孤儿，现在应该是一个乞丐”；
王佳芬，光明乳业的老掌门，离开传统的国企，进入全新的风险投资领域，她说，“我就是不喜欢做常规的事”；
龙丹妮，湖南卫视曾经的“快女教母”，如今转身与陈天桥的盛大合作，她说，“挑战是人生乐趣所在”。
与以往的创业者不同，他们更应当称为突围者。
他们曾经是成功的突围者，那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市场化尝试，体制给予了他们丰厚的平台资源，也给了他们足够的荣耀。
而今，三位主人公开始走上二次突围之路。这次，他们将自身置于体制之外，扔掉曾经的保护伞，抛却历史的光环，他们的希冀是，挣脱缠在身上的无形约束，收获更为自由的创业空间。哪怕去做孤儿，也要做自由的孤儿。
这需要勇气。这样的勇气正推动着中国进入新的创业时代。正像那束蒲公英，种子脱离了母体，但在更广阔的远方，他们播下的是希望和成长的力量。
那些突围的人，突围的路
很多人会嘲笑他们，在功成名就之时却愚蠢地选择离开曾经的光环。
更多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勇气。这样的勇气正推动着中国进入新的创业时代。
中国周刊记者 张卓 综合报道
当王利芬把身上“央视”的标签撕下时，她早就做好了与这个曾成就她无数荣耀的平台说再见；也许，她偶然会想起胡舒立，一个与她一样重新开始新征程的女强人。
很多人会嘲笑她们，在功成名就之时却愚蠢地选择离开曾经的光环。
更多的人会看到他们的勇气。在他们背后，是千千万万贯穿时代的突围者。从柳传志、俞敏洪、史玉柱到后来的张朝阳、李彦宏、田溯宁，他们所处的环境背景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拥有着突围创业的卓绝勇气。
一代代的突围者像接力赛一样，传跑交替，或成功或失败。成就一片天地的同时，他们也建立了属于时代的新价值体系。
障碍被打通
创业的故事早在三十年前就已上演。原本被紧紧包裹的一部分人，在大门打开的一瞬，突然犹如开闸之水，奔流而下。
于是，有了包括农民、知青、劳改犯在内的小作坊式创业，他们为生存而战，返城青年宗庆后就是典型代表；再有高干子弟利用关系做“官倒”，靠钻双轨制的空子赚钱。
再后来，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终结了长期纠缠不休的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之前围绕体制内外的经商行为也不再让人困惑。禁令开始被打破：《公司法》、《股份公司暂行条例》等一系列鼓励“下海”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弃政从商的风气在全中国蔚然壮观。据《中国工商时报》统计：当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
这一年，陈东升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辞职，成立了嘉德拍卖行；时任山东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的朱新礼已经是新一届副县长的热门人选，他却辞职接管了一家濒临倒闭的水果罐头厂；国家体改委的冯仑则南下海南，和潘石屹搭档，成为中国最早一批从事房地产的商人，很多年后，冯仑曾形容“那时是游侠的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
后来又去创建泰康人寿的陈东升，为这群人发明了一个概念：“92派”。“92派”使之前的生存型创业转变为机会型创业。
到1997年，非公有制经济已不再仅仅是“补充”，而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导向明确，国有经济比重少一点，不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僵化的计划经济逐渐撤离市场，市场供求占据主导力量。这让更多人下定决心突围，已有超过八成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脱离了国有体制。
于是，又一个概念产生了：1997年被称作“民营企业的春天”。
很快，互联网就成为在这个季节里的热词。
当年6月，先是丁磊在广州创办了网易；次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回国的张朝阳从一家跨国企业辞职，用从美国拉来的22.5万美元风险投资，构建了搜狐；几乎同时，曾经在中关村被誉为软件天才的王志东在万泉河小学创办了新浪网。
到1999年的时候，“野蛮生长”已达到高潮：马云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沈南鹏创办携程网；马化腾开发出QQ；李国庆创建了当当网；陈天桥开始开发网络游戏。他们成了新时代的商业英雄。
财经作家凌志军评价：“与其说他们擅长创造，不如说他们勇于探索。这个被后人视为富有全新意义的体制，最初不过是一些不肯安分守己的人们左冲右突的产物。它的精髓是摆脱旧秩序的束缚，解放人的精神。”
2000年秋天，互联网的创业风潮也带动了海归回国。据美国移民局统计，当年由美国回流到中国的留学生达到15000人。美国《纽约时报》评价，这是“一个新的人才回流时代”。
创业的自由，让人们感到，似乎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就可以完成一个中国梦。
突围与挫折
就在1998年前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民营资本风生水起时，国有企业却陷入困境。财政部的一份统计表明：1997－1998年，100家重点国企中，超过八成存在资产不实和虚报利润。
一场自上而下的国企改革开始了，具体做法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体制内的精英们成为改革的排头兵。早在 1994年至1995年，他们已经完成国有企业经营模式的转换，这次，他们需要解决的是企业产权的重组和清晰化——但一切远比想象中困难。
大多突围率先在灰色地带发起。那些勇敢者，如足够幸运就被形容为先锋，进而得到政策认可；不幸则被定义为违规，甚至可能锒铛入狱。
三九胃泰的赵新先，科龙的潘宁，华晨的仰融，健力宝的李经纬，伊利的郑俊怀……那个时代的一批企业家，经历了风光无限，之后也遭遇了切肤之痛。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曾做如是评价：“他们身陷僵化的体制，肩负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在用毕生精力和智慧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纳入市场化轨道。他们是靠市场开拓崛起的企业家，他们的企业尽管属于国家或者集团，但实则都是十分弱小，全凭他们的创新精神，披荆斩棘终成一时之翘楚，然后这些国有企业家面临着共同的困惑：体制，产权，决策监督，企业成就和个人利益，这些话题如一个庞大而难解的谜团困扰着这些当家人。”
幸运者如柳传志、张瑞敏，在这场企业产权变革中，他们所呈现出的强大隐忍力令人折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成就了今天的联想和海尔。张瑞敏说过，“不是因为有些事情难以做到，我们才失去了斗志，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斗志，那些事情才难以做到”。
到2004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格局已经初见端倪：消费、制造业等一批民营企业盘踞在产业下游，他们在完全竞争的市场领域中生存和发展，上游则是若干垄断型的国企。2004年一项统计表明：中石油、中石化、宝钢等7家国企几乎占据了中央企业利润的70%。
郭广昌、刘永好、李书福等人，这时候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分别投资钢铁、铝业、汽车，希图突进垄断的重工业领域。但有些人遭遇了惨败，典型如戴国芳，他的铁本撞上了国家的宏观调控铁墙。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曾说：“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然没有公开限制，但实际上进入条件颇多。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的现象又叫玻璃门，看似是敞开的，实际进不去，一进去就碰壁。”
新创业精神
这样的玻璃门，区分了民营与国企，也成为体制内外的分割线。门内门外风光不同，门内意味着稳定、地位与资源，门外则意味着风险、弱势与孤独。
不过，体制内的改革也在市场经济的整体推动下做得风生水起。一些不甘落寞的人，看到了机会，尝试着体制内的突围。
田溯宁，海归，曾成功创办亚信，1999年出任中国网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7年间，他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将一个国有的固话运营商转变为新型国际电信公司；
胡舒立，在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旗下，于1998年创办《财经》，十几年来将其成功运作为中国杂志市场中的佼佼者；
王佳芬，号称“乳业女王”，在她任职的十多年里，将传统国企光明乳业从一个“养牛场”发展为一家上市公司，并成为中国乳业市场的领军者之一；
王利芬，在央视这个国家电视台内部，尝试了多种创新，用市场经济的思维，创办了《对话》、《赢在中国》等精品栏目；
……
然而，这些突围依然在玻璃门之内。他们对此深有感受。于是，接下来的故事发生了：
田溯宁，在网通成功上市后，他出人意料地选择离开这家大国企，全心投入于创办宽带产业基金会；
胡舒立，在声名显赫时，毅然脱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中心，离开《财经》并创办财新传媒；
王佳芬，做了多年的传统国企掌门人后，于2007年转型做了VC。
王利芬，去年11月离开了她多年依靠的央视平台，创办新型的优米网，她说，“创业者应该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我说的是阳光创业者，不去靠政府关系，不靠贿赂，靠市场力量的伟大，白手起家。”
白手起家，是一种突围的勇气。
这样的勇气正推动着中国进入新的创业时代。一如《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所言：“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自下而上的力量推动，只不过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方式呈现。”
“孤儿”王利芬
突围者的身份，存在于王利芬迄今为止的每一次人生重大选择中，不管是基于内心的呼唤，还是源于摆脱外在的羁绊。现在，她终于成了自由的创业者。
一位朋友告诫她，“你一定要把自己看做一个孤儿”。
中国周刊记者 李佳蔚 北京报道
王利芬把手中正在吃着的饼干放下，指着面前苹果电脑的屏幕，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你看，这是最新的批评，这就是你问题的答案。”
她面对的问题是：从央视辞职到创办优米网至今，最不能接受的质疑是什么？
答案是她微博上的一条最新留言。王利芬对着屏幕，念出声来：如果你的优米网与央视无关，你微博的标签中最好别注明什么央视前主持人、央视前制片人。
“好，现在就删。”王利芬开始噼里啪啦地打起字来。半分钟过后，“中央台”三个字被删掉。她把刚才放下的饼干拿起来，咬了一口。
“太饿了。”她抱歉地笑了笑。她面前的桌子上，已经有两个空了的饼干盒。
那天是周日，从上午十一点半到晚上六点半，王利芬连续接受了八家媒体的采访。自从优米网创办以来，王利芬坦言，“每分每秒真的都在算计”，“有时候身体已经是十二分的透支”。
她原本可以过得很舒服。
作为央视着名栏目的记者，作为点燃了无数人创业热情的《赢在中国》的策划人与制片人，作为央视仅有的制片人与主持人兼于一身的几人之一，王利芬原本可以作为一个成功者，继续享用央视的巨大优势，在平台的光环下享受尊敬与艳羡。
可她不。
人到中年的王利芬，选择的是从央视辞职，诀别旧轨道，自己创业，创办定位为“服务国家和知识群体的网络电视平台”优米网。
一位王利芬很敬重的朋友说，她的选择让她成为了一个“孤儿”，而王利芬本人，则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乞丐”。
从江城到燕园
对于为何做出这个选择，王利芬谈起了自己的好友胡舒立——另一位在2009年末着名的“出走者”的选择：
“你看，舒立原来想做一个好记者，结果没有一个好编辑，然后她自己做了一个编辑，没有一个好主编，她自己又做了一个主编，没有一个好总编辑的时候，她自己又做了一个总编辑，然后有了一个老板，她觉得这个老板不行，她一定自己做老板的。”
“我早就知道她会这样，两年前我就说过了，”王利芬冲着《中国周刊》记者笑了起来，“当时她的领导还不信，说给了一些期权给舒立。但舒立是一个一定要自己做平台的人，一个不能受制于其他人的人。”
其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她自己。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王利芬，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爸爸经常读给她听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家里有一台小黑白电视机，王利芬从上面接触了很多新鲜的事物，例如喜多郎的音乐。
正基于此，王利芬喜欢上了文学和音乐。十六七岁时，王利芬给自己立下了目标：去北大，读中文。
结果，1982年夏天的高考过后，两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她去了华中师范大学政教系。也就是从这时起，王利芬开始通过努力来主宰自己的命运。
因为当时不能转系，从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开始，王利芬就开始自学中文。另外，王利芬还担任了学院文工团副团长，给同年级100多名同学开了一门课，课程名字是“怎样识简谱”。
入学第二年，王利芬随大学生夏令营来到北京。当看到梦想中的北京大学的模样时，王利芬首先看到的不是未名湖，不是博雅塔，而是阳光下摇曳的银杏树。在王利芬看来，她上北大的梦想太像眼前的银杏叶，熠熠闪光。
27年之后，王利芬在优米网《芬享时刻》第一期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棵银杏树》中，动情地回忆：“当我站在这样一个可以触摸的梦想面前时，我意识到，自己只是这里的一个访客，一种说不出的委屈，竟然让我泪流满面。”
大学四年过后，王利芬与中文系的同学一起参加本校当代文学批评专业的研究生考试。结果，王利芬考了第一。
这样的成绩让同学们吃惊，但是后来他们就不吃惊了。同学去学校图书馆，发现很多文艺期刊与中文系必读杂志的借阅书签上，都写着一个名字——王利芬。
“我永远在主宰我人生的命运的选择，即便我的命运被别人主宰过，我也要把它扳回来，重新主宰。”这贯穿了王利芬今后的全部人生。
王利芬将她的专业扳了过来。接下来，她扳的是学校。
研究生毕业之后，王利芬去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两年。1991年，王利芬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这一次，置身燕园银杏树旁的王利芬不再只是一个访客，三年的读书时光，王利芬无数次流连在它们的身旁。
博士毕业的王利芬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去研究所，要么去电视台。她把简历投给了中央电视台，在两千多份简历中，王利芬成为被选中的26人之一。她也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第一个女博士。
王利芬去的第一个栏目是《东方时空》，然后是《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在这三个央视着名的新闻栏目中，王利芬做了五年的调查记者。
“哪个地方最有活力、对电视要求最严，我就到那个地方去了。”她说。
来到央视五年之后，王利芬有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给台长的三个电话
央视二套经济频道，是身在一套的王利芬想去的地方。为此，2000年，她打了第一个给台长的电话，打给时任台长赵化勇。
王利芬如此描述当年的时代大背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经济改革是国家的主题，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民众迫切想要了解中国社会的运转机制。
王利芬认为，“你不懂经济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当时的中央二套正在进行频道改版，《对话》是伴随改版推出的栏目之一，已经通过了中央电视台和广电总局的审批，唯一缺的就是一个制片人。
王利芬想要成为这个制片人。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如果走正常的调动程序，央视新闻中心对于她这个“劳动能手” 是“很不放人的”。王利芬作为出镜记者兼编导，曾经一年做了11期、每期时长45分钟的《新闻调查》，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超过，因为央视导演一年平均能做的只有四五个。
王利芬决定直接给台长赵化勇打电话。
“您好，赵台长，我叫王—利—芬，”王利芬几乎一字一顿，“我只需要您五分钟，和您谈一下，您看行不行？”
王利芬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赵化勇的回答让她觉得有戏，“你叫王利芬啊，你做过很多不错的节目，我看过，你来吧。”
到了台长办公室，结果让王利芬“一下子傻了”。在听她说明来意后，赵化勇一口答应，“去吧，挺好的，人才就要流动啊。”
就这样，王利芬成为了《对话》栏目的制片人。她接手时，整个栏目组只有一部电话，一个分机，四个人，两个主编，两个助导。只过了一年，王利芬就让《对话》成为了央视二套的王牌节目。
她的秘诀之一是为《对话》打造的“81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负责到人，环环相扣，无缝对接，甚至连嘉宾喝水的茶杯由谁负责都具体到专人。
2001年底，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台推广的4个典型经验中，其中之一就是《对话》的管理制度。
王利芬给赵化勇的第二个电话是在2004年。这次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我要出国。
强烈的出国愿望正是来源于三年的《对话》经历。“我做《对话》，大量的采访对象是海归，是世界500强，我发现，我不了解这一群人，海归我不了解，外国人我不了解。”王利芬说。
2004年9月，王利芬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访学。在美期间，她遍访了美国五大广播电视网，还采访了自己的偶像、美国着名节目主持人法拉奇。
美国之行，王利芬想要寻找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中国的电视水平与美国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第二，外国人对于中国是怎么看的，第三，自己所在的央视的行业水平与国外新闻媒体机构相比水平如何。
结果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一直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会觉得很了不起啊，你只要是出去了，你再回头看，这样一个地方很普通、很平常，提升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就是在里面工作的人，觉得自己很牛的人，再来看他们，觉得挺可悲的，自己也可悲。”
至于具体的可悲之处，王利芬认为是“没有进行充分的竞争，职业化水准很低，管理手段也比较落后”。不过，她特别强调，“我说的是行业，不是中央电视台”。
但这不妨碍她在美国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