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象为何能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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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运营
一个同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如何造就一大批能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企业
…在17世纪80年代的印度，仅孟加拉的卡辛巴扎尔城就每年生产200万磅生丝，仅西古吉拉特邦一地的棉纺织工人每年就生产出口300万匹布。相比之下，欧洲最主要的生丝产地墨西拿每年仅出口25万磅生丝，而欧洲最大的纺织业，莱顿的“新布业”，每年仅生产不到10万匹布。在整个近代早期，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而不是欧洲。亚洲也是最强大的国家的所在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不是路易十四或彼得大帝，而是满清皇帝康熙和莫卧尔大帝奥朗则布。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这已经不是那个昔日的世界中心了。但是，它今日发生的变化，又令世人再次瞩目。
时间始于1947年。在不列颠殖民者结束对印度次大陆98年的统治之后，在标榜“自力更生”的印度国大党政府统治下，一股已经存在数百年的商业力量开始在印度重新崛起。
这是一批早已在印度家喻户晓的名字——塔塔，贝拉，玛法特拉斯，萨拉拜……这些以家族命脉延续着印度工商业传统的古老家族，早在殖民者来到之前，就已经是传统印度经济中最活跃的力量。他们的血缘大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种姓制中的吠舍阶层，他们主要从事着印度经济中引以为傲的棉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
1950年代以后，尼赫鲁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保护国内工业的政策使这些古老的企业家族重新恢复了活力。他们仍然集中在纺织和金属行业。一度，他们掌控的企业占了印度经济总量的15%，生产的产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企业照例由家族的族长掌管，当族长死去，家族王朝被子孙代代继承下去。
借助强大的政治关系，一批印度版本的洛克菲勒帝国在他们中间迅速膨胀起来：安巴尼、贝拉和塔塔家族是其中最显赫的名字。那些背景深邃的豪门或新贵家族独揽政府颁布的各种生产许可证，并左右产业政策的制定，使竞争机制完全失效，它们生意兴隆，而且甚至不必理会消费者的需求。这是一个从大君时代(Maharajahs)和种姓制度中走出来的国家，它的社会仍然习惯于对各种特权安排温驯地低头服从，尽管如今的特权阶层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婆罗门祭司。
进入1990年代，家族王朝创始人的后代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突然出现的巨大挑战：如何让手中的生意脱胎换骨，在全球化的新世界中维持昔日的辉煌局面？经济全球化的狂潮和印度邻国的飞速发展让印度感觉到了压力，于是，接替式微的国大党上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开始明确地向自由市场模式过渡。政府着手拆除保护性的税收和制度限制。至少在名义上，家族生意将失去原来享受的保护伞；跨国资本持续不断地涌入，侵蚀着过去属于他们的领土，其强大的竞争力使原先习惯了闭门“自力更生”的印度企业毫无反抗能力；更加开放的市场还使外来资本向家族内部渗透，家族继承人发现他们对企业的控制力已开始明显削弱。
在过去10年中，由于不能及时转型，有众多的古老家族帝国已经沉没或者正在沉没。幸存者是那些反应迅速的家族，他们开始采取从前闻所未闻的行动。1991年，在阿南德·马辛德拉继承其父亲传下的全球第五大拖拉机制造企业Mahindra & Mahindra后仅6个月，由于不满工人懒散的工作方式，他威胁说如果不提高效率，便扣发工人的奖金。被激怒的工人们冲入阿南德的办公室，把他扣押了三个小时。经过艰难的交涉，这位哈佛商学院MBA出身的年轻企业家出乎意料地坚持告诉他的工人：在今天的印度，将不再有免费的午餐。工人们的反应同样出乎意料：他们妥协了。从那以后，Mahindra & Mahindra的生产率提高了两倍。
然而，如何评价幸存者的胜利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跨国公司指责说，众多的印度企业仍然享受着政府的保护，而他们则成了牺牲品，惨痛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1990年代初，20多家跨国公司因为政府朝令夕改而卷入各种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之中，大约有40亿美元的工程中途夭折。而那些依靠政府背景起家的公司仍然如日中天，例如安巴尼家族的Reliance集团。
安巴尼家族自己拒绝如此理解。在它的新一代掌门人穆克什和阿尼尔兄弟看来，家族事业的新成就来自于其父辈的宏伟构想和他们卓有成效的执行。而如今，Reliance又在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大搞业务多元化，从旧经济中抽身，以难以想象的高速向电信、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和服务业扩展(详见《安巴尼帝国》)。
高科技制胜未来——这已经成为世人皆知的陈腔滥调。而印度似乎已经真正搭上了这班快车，它甚至有可能成为第一个以知识、而不是自然资源和简单体力劳动实现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印度在软件业的成就早已不是新闻。廉价、有效率的程序员和软件工程师在网络泡沫之前就已为印度赚下了名声。不过，如果我们对印度高科技产业的理解还停留在这一水平就太肤浅了。现在，数以百万计讲英语的工程、商科和医科专业人才正迅速地进入全球的新经济网络，以难以察觉的方式进入和影响着西方世界的运作。
“印度一直都拥有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未来研究所的技术分析师保罗·萨佛说，“现在，印度人已经率先向网络空间殖民了。”在印度的技术中心班加罗尔，IT工程师的人数(15万人)比硅谷(12万人)还要多。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Wipro已经是全球知名的一流IT公司。
印度高技术人才的“看不见的手”在信息世界里已经几乎无处不在：当华尔街进入梦乡，地球另一侧的印度分析师正开始忙碌地消化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最新发布的财务信息，为下一个交易日紧张地准备报告；他们为像摩根大通、友邦保险和美国运通这样的公司追踪信用卡用户的财务信息，分析借贷者和投保人的健康或财务状况，以评价他们的业务风险；他们即时处理着雷曼兄弟和波音公司网站上的交互信息；他们甚至为美国邮政局和食品检验机构分析处理数据。
麦肯锡预测，印度的IT服务业在未来的5年中将增长5倍，成为一个年出口额570亿美元、提供400万人就业、为印度GDP贡献7%的巨型产业。如果印度经济在未来几年中进入像中国那样的高增长，它将在不久的将来把中国甩在后面。
这与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塔伦·凯纳和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声在《外交杂志》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印度是否能够取代中国？》的文章中，二人认为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在“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支持私营企业的基础设施”的帮助下，在国内企业家成为民间英雄的社会环境中，在长期内最终可能推动印度的经济超越中国。
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那些设在印度的、科幻世界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上移开，就会看到一个仍然非常“发展中”的印度: IT服务业提供的就业人数不足全部劳动力的1%。印度的人均收入还只有480美元，其中有3亿人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印度的10亿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文盲。商业中心孟买的拥挤街道上布满了贫民窟和垃圾堆，随处可见露宿街头的城市新移民。印度的官僚机构效率低下在发展中国家里也是突出的，大多数官僚机构臃肿、腐败、无法正常工作，一桩商业合同纠纷会耗上20年。印度企业外逃资金数额惊人，其中藏在瑞士银行的估计便超过了1000亿美元。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矛盾、同时拥有幽深历史和广阔未来的国家，造就了一批“目前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竞争”的“印度象”。本刊选择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家企业来进行介绍，他们是代表印度企业“现在”的Reliance集团；代表印度企业“过去”的历史悠久的贝拉集团；代表印度企业“未来”的Wipro。他们的创富传奇以及随后的转型努力，正是在一个逐渐市场化的环境中如何与外资势力翩翩起舞的过程。对于那些在与跨国公司的同场竞技中长大成人的中国企业来说，这些“印度象”的个案故事无疑具有鲜活的“标本”意义。
印度模式及其转型
从1947年印度独立至1980年代末，印度经历了被称为“尼赫鲁混合经济模式时期”的第一个经济时期。在这一时期，由国大党上台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宣称：“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我们把人民引向繁荣新天地。”政府推行一种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公私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公私营两种经济部门共存，有各自的经营范围。国有经济主要集中于投资较大、周转期较长、对国民经济有着统治和支配的作用的经济部门，在其他经济部门则积极扶植私人企业。
在1990年代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执政的印度国大党都奉行一种“自力更生”的发展政策。政府规定，凡自己能够生产的工业品均不准进口，在印度的外资私人企业必须与印度合营。这一战略下的印度国内消费品市场，大部分产品都是本国制造，并能输出纺织、制糖、钢铁、化纤等产品和设备。但是同时，由于关上了进口大门，国产商品在国内市场上处于无需竞争的地位，质量和效率都日益下降。这一时期，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唯一比例下降的国家。
进入1990年代，印度开始从尼赫鲁时代的旧模式走出，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出现这种转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环境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印度重新思考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无疑也迫使印度重新思考原来的社会主义色彩的发展模式。从自身的经济发展而言，印度在1970-1980年代出现所谓“五低”现象：“计划经济效率低、私营经济总量低、人民生活水平低、经济增长速度低、发展模式效益低。”不仅没有出现期望中的经济奇迹，反而陷入3.5%的低增长率困境。从政治力量变化来看，一直扮演印度政治舞台主角的国大党因政绩差强人意已如强弩之末，印度人民党利用印度宗教力量，效仿老甘地的谋略和手法掀起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渐取代国大党成为印度第一大党。
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总理拉奥执政时期的1991年。拉奥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被认为是“大刀阔斧”式的“实质性改革”，包括取消大部分工业许可证制度；修改垄断法，缩小国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并引进自由竞争机制；加大对外开放，将内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经济；调整外贸政策，促进印度经济的国际化，等等。经过改革，印度在诸多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经济增长突破了传统的老牛式的缓慢速度。根据印度官方统计，1992-1997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6.8%，2002年增长4.3%，2003年预计增长7%，大大超过了1951年至1980年期间3.5%的年均增长率。
…在17世纪80年代的印度，仅孟加拉的卡辛巴扎尔城就每年生产200万磅生丝，仅西古吉拉特邦一地的棉纺织工人每年就生产出口300万匹布。相比之下，欧洲最主要的生丝产地墨西拿每年仅出口25万磅生丝，而欧洲最大的纺织业，莱顿的“新布业”，每年仅生产不到10万匹布。在整个近代早期，世界工业的中心是亚洲，而不是欧洲。亚洲也是最强大的国家的所在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不是路易十四或彼得大帝，而是满清皇帝康熙和莫卧尔大帝奥朗则布。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这已经不是那个昔日的世界中心了。但是，它今日发生的变化，又令世人再次瞩目。
时间始于1947年。在不列颠殖民者结束对印度次大陆98年的统治之后，在标榜“自力更生”的印度国大党政府统治下，一股已经存在数百年的商业力量开始在印度重新崛起。
这是一批早已在印度家喻户晓的名字——塔塔，贝拉，玛法特拉斯，萨拉拜……这些以家族命脉延续着印度工商业传统的古老家族，早在殖民者来到之前，就已经是传统印度经济中最活跃的力量。他们的血缘大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种姓制中的吠舍阶层，他们主要从事着印度经济中引以为傲的棉纺织业和金属制造业。
1950年代以后，尼赫鲁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保护国内工业的政策使这些古老的企业家族重新恢复了活力。他们仍然集中在纺织和金属行业。一度，他们掌控的企业占了印度经济总量的15%，生产的产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企业照例由家族的族长掌管，当族长死去，家族王朝被子孙代代继承下去。
借助强大的政治关系，一批印度版本的洛克菲勒帝国在他们中间迅速膨胀起来：安巴尼、贝拉和塔塔家族是其中最显赫的名字。那些背景深邃的豪门或新贵家族独揽政府颁布的各种生产许可证，并左右产业政策的制定，使竞争机制完全失效，它们生意兴隆，而且甚至不必理会消费者的需求。这是一个从大君时代(Maharajahs)和种姓制度中走出来的国家，它的社会仍然习惯于对各种特权安排温驯地低头服从，尽管如今的特权阶层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婆罗门祭司。
进入1990年代，家族王朝创始人的后代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突然出现的巨大挑战：如何让手中的生意脱胎换骨，在全球化的新世界中维持昔日的辉煌局面？经济全球化的狂潮和印度邻国的飞速发展让印度感觉到了压力，于是，接替式微的国大党上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开始明确地向自由市场模式过渡。政府着手拆除保护性的税收和制度限制。至少在名义上，家族生意将失去原来享受的保护伞；跨国资本持续不断地涌入，侵蚀着过去属于他们的领土，其强大的竞争力使原先习惯了闭门“自力更生”的印度企业毫无反抗能力；更加开放的市场还使外来资本向家族内部渗透，家族继承人发现他们对企业的控制力已开始明显削弱。
在过去10年中，由于不能及时转型，有众多的古老家族帝国已经沉没或者正在沉没。幸存者是那些反应迅速的家族，他们开始采取从前闻所未闻的行动。1991年，在阿南德·马辛德拉继承其父亲传下的全球第五大拖拉机制造企业Mahindra & Mahindra后仅6个月，由于不满工人懒散的工作方式，他威胁说如果不提高效率，便扣发工人的奖金。被激怒的工人们冲入阿南德的办公室，把他扣押了三个小时。经过艰难的交涉，这位哈佛商学院MBA出身的年轻企业家出乎意料地坚持告诉他的工人：在今天的印度，将不再有免费的午餐。工人们的反应同样出乎意料：他们妥协了。从那以后，Mahindra & Mahindra的生产率提高了两倍。
然而，如何评价幸存者的胜利是个存在争议的问题。跨国公司指责说，众多的印度企业仍然享受着政府的保护，而他们则成了牺牲品，惨痛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1990年代初，20多家跨国公司因为政府朝令夕改而卷入各种旷日持久的法律纠纷之中，大约有40亿美元的工程中途夭折。而那些依靠政府背景起家的公司仍然如日中天，例如安巴尼家族的Reliance集团。
安巴尼家族自己拒绝如此理解。在它的新一代掌门人穆克什和阿尼尔兄弟看来，家族事业的新成就来自于其父辈的宏伟构想和他们卓有成效的执行。而如今，Reliance又在改革公司治理结构，大搞业务多元化，从旧经济中抽身，以难以想象的高速向电信、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和服务业扩展(详见《安巴尼帝国》)。
高科技制胜未来——这已经成为世人皆知的陈腔滥调。而印度似乎已经真正搭上了这班快车，它甚至有可能成为第一个以知识、而不是自然资源和简单体力劳动实现增长的发展中国家。
印度在软件业的成就早已不是新闻。廉价、有效率的程序员和软件工程师在网络泡沫之前就已为印度赚下了名声。不过，如果我们对印度高科技产业的理解还停留在这一水平就太肤浅了。现在，数以百万计讲英语的工程、商科和医科专业人才正迅速地进入全球的新经济网络，以难以察觉的方式进入和影响着西方世界的运作。
“印度一直都拥有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未来研究所的技术分析师保罗·萨佛说，“现在，印度人已经率先向网络空间殖民了。”在印度的技术中心班加罗尔，IT工程师的人数(15万人)比硅谷(12万人)还要多。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Wipro已经是全球知名的一流IT公司。
印度高技术人才的“看不见的手”在信息世界里已经几乎无处不在：当华尔街进入梦乡，地球另一侧的印度分析师正开始忙碌地消化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最新发布的财务信息，为下一个交易日紧张地准备报告；他们为像摩根大通、友邦保险和美国运通这样的公司追踪信用卡用户的财务信息，分析借贷者和投保人的健康或财务状况，以评价他们的业务风险；他们即时处理着雷曼兄弟和波音公司网站上的交互信息；他们甚至为美国邮政局和食品检验机构分析处理数据。
麦肯锡预测，印度的IT服务业在未来的5年中将增长5倍，成为一个年出口额570亿美元、提供400万人就业、为印度GDP贡献7%的巨型产业。如果印度经济在未来几年中进入像中国那样的高增长，它将在不久的将来把中国甩在后面。
这与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塔伦·凯纳和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声在《外交杂志》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印度是否能够取代中国？》的文章中，二人认为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在“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支持私营企业的基础设施”的帮助下，在国内企业家成为民间英雄的社会环境中，在长期内最终可能推动印度的经济超越中国。
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从那些设在印度的、科幻世界般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上移开，就会看到一个仍然非常“发展中”的印度: IT服务业提供的就业人数不足全部劳动力的1%。印度的人均收入还只有480美元，其中有3亿人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印度的10亿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文盲。商业中心孟买的拥挤街道上布满了贫民窟和垃圾堆，随处可见露宿街头的城市新移民。印度的官僚机构效率低下在发展中国家里也是突出的，大多数官僚机构臃肿、腐败、无法正常工作，一桩商业合同纠纷会耗上20年。印度企业外逃资金数额惊人，其中藏在瑞士银行的估计便超过了1000亿美元。
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矛盾、同时拥有幽深历史和广阔未来的国家，造就了一批“目前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竞争”的“印度象”。本刊选择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家企业来进行介绍，他们是代表印度企业“现在”的Reliance集团；代表印度企业“过去”的历史悠久的贝拉集团；代表印度企业“未来”的Wipro。他们的创富传奇以及随后的转型努力，正是在一个逐渐市场化的环境中如何与外资势力翩翩起舞的过程。对于那些在与跨国公司的同场竞技中长大成人的中国企业来说，这些“印度象”的个案故事无疑具有鲜活的“标本”意义。
印度模式及其转型
从1947年印度独立至1980年代末，印度经历了被称为“尼赫鲁混合经济模式时期”的第一个经济时期。在这一时期，由国大党上台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宣称：“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我们把人民引向繁荣新天地。”政府推行一种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公私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公私营两种经济部门共存，有各自的经营范围。国有经济主要集中于投资较大、周转期较长、对国民经济有着统治和支配的作用的经济部门，在其他经济部门则积极扶植私人企业。
在1990年代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执政的印度国大党都奉行一种“自力更生”的发展政策。政府规定，凡自己能够生产的工业品均不准进口，在印度的外资私人企业必须与印度合营。这一战略下的印度国内消费品市场，大部分产品都是本国制造，并能输出纺织、制糖、钢铁、化纤等产品和设备。但是同时，由于关上了进口大门，国产商品在国内市场上处于无需竞争的地位，质量和效率都日益下降。这一时期，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唯一比例下降的国家。
进入1990年代，印度开始从尼赫鲁时代的旧模式走出，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出现这种转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国际环境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印度重新思考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与模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无疑也迫使印度重新思考原来的社会主义色彩的发展模式。从自身的经济发展而言，印度在1970-1980年代出现所谓“五低”现象：“计划经济效率低、私营经济总量低、人民生活水平低、经济增长速度低、发展模式效益低。”不仅没有出现期望中的经济奇迹，反而陷入3.5%的低增长率困境。从政治力量变化来看，一直扮演印度政治舞台主角的国大党因政绩差强人意已如强弩之末，印度人民党利用印度宗教力量，效仿老甘地的谋略和手法掀起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渐取代国大党成为印度第一大党。
印度的经济改革始于总理拉奥执政时期的1991年。拉奥对经济政策进行了被认为是“大刀阔斧”式的“实质性改革”，包括取消大部分工业许可证制度；修改垄断法，缩小国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并引进自由竞争机制；加大对外开放，将内向型经济转为外向型经济；调整外贸政策，促进印度经济的国际化，等等。经过改革，印度在诸多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经济增长突破了传统的老牛式的缓慢速度。根据印度官方统计，1992-1997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6.8%，2002年增长4.3%，2003年预计增长7%，大大超过了1951年至1980年期间3.5%的年均增长率。